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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浩軒(2018):當代中國農業轉型“四大爭論”的梳理與評述

來源:《農業經濟問題》    發布時間:2018-07-09 13:41:07

羅浩軒,當代中國農業轉型“四大爭論”的梳理與評述 ,《農業經濟問題》, 2018 年第 5

內容提要農業規模經營之爭、農業資本深化之爭、農業技術選擇之爭和農地制度變遷之爭可被稱為當代中國農業轉型具有代表性的“四大爭論”。這四大爭論圍繞中國農業是否該規模化、資本下鄉是否合理、技術該選擇土地節約型還是勞動節約型、土地制度是否該“還權賦能”四個焦點問題展開。四大爭論對中國農業轉型道路有至關重要影響。從政策指向和實踐結果來看,目前農業轉型主要朝著以家庭農場為核心的規模化經營、以“資本下鄉”為主力的資本深化、以勞動節約型技術和作物雜交技術應用和以“還權賦能”為基礎的農地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前進,即“規模化、資本化、機械化和市場化”的“四化轉型”。“四化轉型”為“四大爭論”給出了結論,當代中國農業轉型方向基本確定。 

關鍵詞農業轉型規模經營資本下鄉技術選擇土地制度 

一、引言

經濟轉型是一個國家或部門在邁向現代化進程中必然發生的客觀事實,是以生產力的變革為動力所導致的生產關系、資源配置方式和經濟結構從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的系統性轉變。而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部門,農業在邁向現代化進程中也會發生“生產經營方式、土地占有關系、積累與收入分配方式”等多個層面的轉變( Brenner1986) 。如果將這些層面綜合到一起,可以明顯觀察到農業發展的階段性和系統化特點。為此,學術界往往將這一綜合的結果作為研究對象,稱之為“農業轉型”。 

關于“農業轉型”的研究由來已久,并成為研究領域中“經典的學術命題”孫新華a2017) 。然而,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農業轉型”能達成的共識,幾乎只有基本概念,即農業轉型是“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一個動態的歷史進程”。這是因為,“農業轉型”所涉及的問題繁多、理論分析工具龐雜,不同背景的學者圍繞該“經典的學術命題”在農業生產關系、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農業發展階段、農業技術選擇和農業發展理念等層面上分歧不斷。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林林總總分歧背后歸根到底是圍繞一個基本問題展開的,即農業轉型的方向究竟是什么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國農業轉型的特征十分明顯農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大幅下降農業投入結構和發展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業的經營制度和相關制度安排也發生急速變化劉守英,2013) 。這一結構化的系統性轉變,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對當代中國農業轉型的發展階段、基本動力和發展路徑等方面的探討。不過,關于農業轉型本身的觀點分歧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關于中國農業轉型的爭論。目前,關于當代中國農業轉型主要有“四大爭論”,這些具有代表性的爭論主要是農業規模經營之爭、農業資本深化之爭、農業技術選擇之爭和農地制度變遷之爭。“四大爭論”事關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全局,對于黨的十九大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有著重要的意義。明確中國農業轉型的方向,能夠合理回答鄉村將通過何種路徑實現振興、如何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以及城鄉融合發展是怎樣的面貌等具有現實性的問題。為此,本文將致力于梳理這四大爭論的主要觀點并加以分析,從而探究爭論中的中國農業轉型方向。 

二、農業規模經營之爭 

農業規模經營之爭由來已久,其爭論觀點最早可以追溯至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許多關于農業轉型的討論,都是從這一問題開始的。因此,該問題被普遍認為是農業轉型這一“經典的學術命題”的“開篇”。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經簡單提到,如果資本進入農業,將會導致雇傭更多的勞動力。從《國富論》所構建的體系來看,其言下之意是,在市場這個“無形的手”作用下,資本進入農業以后,會使農業經營業主雇傭更多的勞動力進行類似工廠式生產。這一觀點直接影響到了以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為其理論來源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私有制的小農既排斥生產資料積聚,也排斥協作和分工,是落后的生產方式,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將“在農業中……占統治地位”馬克思恩格斯,2009) 。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是逐步實踐這一思路的,即逐步用共耕制的大農場來替代小農生產的家庭經營。 

與雇傭勞動進行大農業生產的觀點相對應的,則是以恰亞諾夫、舒爾茨為代表的家庭農業生產倡導者。恰亞諾夫( 1996) 認為,包括畜牧業、需要精耕作業的各類作物在內的許多農業部門只有在小農經濟的范圍才能展示出效率,他斷言小農家庭農場具有“強大抵抗力”和“歷史穩定性”。而作為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舒爾茨( 2010) 則提出,傳統農業中仍然存在著“小農理性”,可以在保留家庭農業的形式基礎上為其提供現代生產要素,從而改造傳統農業。 

從農業轉型命題“開篇”的歷史背景來看,這一爭論無疑夾雜著較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將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與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兩個不同的問題混淆起來李秉龍等,2009) 。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而言,其問題實質是,農業生產經營的最佳方式究竟是以雇傭勞動制為基礎的農業工廠式,還是家庭經營式就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而言,其問題實質則是應該采取大規模的作業生產還是小規模的作業生產。隨著實踐發展和理論探討,第一個問題已基本達成共識,即由于農業生產存在漫長的自然周期,不像工業生產容易計量勞動投入,因而勞動監督費用很高,只有內化這一成本的家庭經營是最佳選擇林毅夫等,2012) 。關于第二個問題,則與各國具體的農業要素稟賦密切關聯,不能一概而論。當代中國關于農業規模經營之爭,實質上是從第二個問題展開的。 

關于中國農業要素稟賦是否適合農業規模化經營,大致可分為兩類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為,小農經濟在中國的存在具有歷史和現實雙重合理性,中國應支持小規模農業生產而非推動農業規模化。黃宗智( 2010) 指出,中國農業的未來不在于大規模機械化的農場,而是在于資本-勞動雙密集化的小規模家庭農場。溫鐵軍( 2016) 梳理了世界上的三類農業經營,即以“前殖民地國家的大農場農業”、“前殖民主義宗主國的中小農場模式”、“未被徹底殖民化的原住民為主的小農經濟”,并認為中國農業應當實行“東亞模式”,如果不這樣,“在農業政策領域以及企業戰略上就會犯根本性錯誤”。賀雪峰( 2015) 將主張消滅傳統農業和構成傳統農業基礎的“小農經濟”的觀點稱為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并“堅信,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必然是小農經濟的現代化之路”。 

第二類觀點認為,小農經營具有局限性,與現代農業要求背道而馳,中國目前具有發展規模農業的條件。韓昭華( 2017) 系統梳理國內外學界關于家庭農場的理論討論,認為現代家庭農場在耕種面積和產量規模上已經超出了傳統小農,固守傳統小農將阻礙農民脫貧和整體經濟發展。張紅宇等 ( 2014) 認為,小規模經營對家庭的經濟貢獻弱化,制約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價值鏈中被邊緣化。因此,要在普通農戶分化基礎上壯大家庭農場,并提出借鑒美國家庭農場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未來方向張紅宇等,2017) 。杜志雄等( 2016) 指出,目前家庭農場發展迅速,2014  11 月底全國已有平均種植規模 200 畝的家庭農場 87. 7 萬家,“中國未來的農業生產主體應該是堅持家庭經營的家庭農場或者專業大戶”。郭熙保( 2013) 認為,“我國農業的經營規模太小,致使每個農業生產者獲得的收入遠不能達到從事非農生產活動所獲得的收入”,并提出農業規模化經營是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的根本出路的觀點。還有學者從農業資本深化趨勢和小農經濟不足以維持不斷提高的勞動力報酬的現實出發,提出當今中國小農經濟已經失去存在的基礎羅浩軒,2013)  

盡管兩類觀點都有相應的立論基礎,其曠日持久的交鋒難解難分,但從目前高層的決策來看,其政策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發展以家庭農場為核心的規模化經營觀點。例如,2013 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努力提高農戶集約經營水平”時,專門強調要“按照規模化、專業化、標準化發展要求,引導農戶采用先進適用技術和現代生產要素,加快轉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明確指出,“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這些政策在事實上指明了農業規模經營的方向,在承認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普通農戶分化不可避免的事實基礎上,暗示要充分利用這一事實,推進規模化經營。 

三、農業資本深化之爭

無論學者們是否認同農業規模化,但基本都不會否認農業資本化在農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正如仝志輝等( 2009) 所指出的那樣,“資本的作用是內涵在農村商業化和產業化過程中的,沒有資本也就沒有今日的農業市場化”。黃宗智( 2010) 在論證中國農業未來小規模家庭農場發展模式時,突出強調了資本的作用。有的學者論證,中國農業存在資本深化現象,并提出資本深化是現代農業發展的特點羅浩軒,2013) 。因此,農業資本深化之爭不在于農業是否需要資本深化,而在于進入農業的資本“從哪里來的”問題。從來源來分,農業資本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農戶通過積累或借貸的自有資本,即“農戶資本”第二類是農戶以外的非政府部門主體所擁有的資本,可稱之為“工商資本”第三類是政府部門所擁有的資本,即“部門資本”。縱觀前人的研究,學者們對農戶資本投入農業的合理性并無太大分歧,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工商資本和部門資本等非農資本進入農業是否合理的問題,從廣義上而言就是所謂的“資本下鄉”問題。 

反對資本下鄉的論者,主要從三個方面強調資本下鄉可能對農業農村帶來的負面效應。一是從糧食安全角度出發,認為資本下鄉會造成“非糧化”和“非農化”問題。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較多,代表性的有鄭風田( 2014) 在對農村土地流轉現狀考察后認為目前資本下鄉導致的農業“非糧化”、“非農化”問題突出,如果聽之任之,“就會影響我國農村土地的有序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的健康發展”。賀雪峰等( 2015) 從糧食成本收益入手分析,認為“農業資本在糧食種植環節無利可圖,這由市場規律和農業的產業結構所決定”,并進一步推論,“資本下鄉實際上無法推動農業的規模化和現代化”。郭曉鳴( 2015) 指出,目前工商業資本在農村大規模集聚土地,已經導致了嚴重的“非糧化”、“非農化”現象。 

二是認為資本下鄉可能使農村穩定的社會結構遭到破壞。這類觀點主要從社會學角度出發。孫新華( 2016) 認為,外來規模經營主體進入農業,壓縮了“中堅農民”的切身利益和生存空間,他們不得不外出務工,“從而使農村社區的社會結構更加脆弱,村莊社會秩序堪憂”。賀雪峰( 2012) 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指出,農民人數仍然極其龐大,必須依靠農業獲得生存保障,如果外來資本大規模進入,將會迫使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農村老人“老無所養”,傳統農村熟人社會穩定預期將遭到破壞。溫鐵軍( 2012) 總結了新中國歷史上的八次危機及其化解方法,得出一個有意思的結論“自 1960 年的那一次危機之后,每當危機在城市爆發,就會向農村轉嫁大凡危機能夠順暢轉嫁的,就在城市‘軟著陸’。”這就是說,農民權益、農村穩定和農業安全是經濟的穩定器,如果擠出農民則會破壞這一結構,未來的危機恐怕難以化解。 

三是從新政治經濟學角度論述,在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民總是處于弱勢地位,強勢資本會形成利益勾結。如仝志輝等( 2009) 明確指出,部門下鄉過程中,“官僚資本”甚至私人化的“官僚資本”形成,“使得很多應用于公益性服務的財政投入化為小集團資本或者是私人資本”,“大農和資本或部門的勾結,也是資本和部門順利下鄉的一個重要機制”。他們描述了一個“大農、資本、部門各自利用自身優勢資源進行聯合”的場景,并推論,聯合后要獲得收   能“盤      益”。黨   ( 2014) 認為,資本大佬轉戰農業是在打國家土地制度改革還不明確、有投機的機會和套取國家農業補貼的主意。陳曉華等( 2015) 對此也持保留態度,認為工商業資本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地,占用了農民自身發展空間,還容易造成“規模不經濟”。 

持支持論者并非對資本下鄉的消極影響視而不見,而是強調資本下鄉的合理性和趨勢性。涂圣偉( 2014) 認為,工商資本大量下鄉是中國農業向現代化轉型的必然結果,“是一個長期趨勢而非短期熱潮”,工商資本下鄉帶來“規模經濟效應”、“知識溢出效應”和“社會組織效應”三大正面效應。周飛舟等( 2015) 通過對成都市“統籌城鄉”模式的經驗總結,從政府角度出發,提出“資本下鄉”一方面有力地撬動了“社會資金”參與城鄉一體化進程,另一方面也解決了農業經營由傳統的家庭經營向規模經營轉型的問題。厲以寧( 2012) 從城鄉一體化進程視角出發,認為城鄉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包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在內的資本效率差距。他以資本下鄉為基點,提出一套讓“城鄉一體化顯露生機”的組合拳一是發揮農村能人的作用,他們可以外遷也可以返鄉就業二是弱者通過土地流轉獲得收益,同時依靠社會救濟得到妥善安置三是農業通過資本驅動,實現技術升級。周其仁( 2009) 雖然未曾直接參與資本下鄉的討論,但他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厲以寧的觀點更加學術化,他強調要構建一個以產權為核心的市場機制,一方面還給農民完整產權,賦予農民市場交易的權能,另一方面完善市場價格體系,讓機制更好反映資源稀缺性。最終這一機制將促進市場交易,實現帕累托改進。至于農民是選擇自己經營還是接受外來資本,應該是市場自發的結果。 

 2013 年中央“一號文件”鼓勵“資本下鄉”,到十八屆三中全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再到《“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強調“鼓勵和支持工商資本投資現代農業”,基本上體現了構建市場機制、支持“資本下鄉”的思路。事實上,從 19992016 年間,農戶農林牧漁業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呈現先上升后不斷下降趨勢,這一數據在2003年曾達到了 66. 81%的高位,然后不斷下降,并于 2014 年跌到 10%以下。這一狀況也說明,農戶并沒有對農業投資的積極性,當前投資農業的主力仍然是工商資本、部門資本等非農部門資本。換而言之,資本下鄉是農業資本深化的主力軍。就實踐而言,對“資本下鄉”的消極作用,幾乎都可以通過相應的措施加以化解,而不能“因噎廢食”。對于“非糧化”、“非農化”的傾向,國家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對外來資本加以規制對利益勾結現象,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原來市場結構不夠完善,以至出現了“尋租”、“設租”的空間對于農民缺乏保障問題,則有賴于外部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 

四、農業技術選擇之爭 

在土地供給剛性和勞動力供給過剩的約束下,農業技術變遷往往是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關于農業技術的選擇模型,國內影響最大的當屬林毅夫等( 1990) 提出的誘致性變遷理論,該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 Hicks( 1932) ,在借鑒 Ahmad( 1966) 以及 Hayami ( 1985) 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基本觀點是,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變化所帶來的非均衡性,將會誘致農業經營者選擇更多利用豐裕要素的技術,從而促使農業技術變遷。該理論把農業技術分為土地替代型技術和勞動替代型技術。土地替代型技術的內容主要是生物化學技術( BC 技術,而勞動替代技術的內容主要是機械技術( M 技術,介于二者之間的又被稱為中性技術。后來,林毅夫( 2014) 還將這一理論拓展,創立了“新結構經濟學”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國內許多學者以誘致性變遷理論為基礎,對中國農業技術選擇路徑進行了深入研究。有學者在進行文獻綜述后認為,目前普遍認為中國尚不具備大規模采用勞動節約型技術或機械技術的條件,農業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向應是土地節約型技術或生物化學技術魏金義等,2015) 。然而,許多關于農業技術選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中國要素稟賦的判斷,并輔之以一個時間段內的農業技術變遷的實證分析的結果,其結論只是對農業技術選擇路徑的“適應性預期”而非“理性預期”。

事實上,誘致性變遷理論只是從要素稟賦層面簡單勾勒了農業技術選擇的“歷時態”,難以刻畫其變遷過程中內在矛盾的復雜性。當前關于農業技術選擇之爭可謂暗流涌動,其爭論的廣度和深度要比看上去復雜激烈得多。這些爭論囊括了機械技術、化學技術和生物技術三個農業技術的主要類型。 

焦點一未來農業技術選擇方向就一定是土地節約型嗎誠然目前許多研究的結論是,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向是土地節約型技術胡瑞法等,2001; 高峰等,2003; 全炯振,2010)。但正如前面所述,這些研究多是“適應性預期”而非“理性預期”。其實,Yamada( 1980) 曾提出,土地要素稀缺的亞洲型增長路徑( Asian Path) 可能呈現出三個階段的“字型增長路徑”。全炯振( 2010) 經過測算,發現中國農業技術選擇的“字型增長路徑” 特征,并認為中國目前處于第二和第三階段。至于第三階段以后的增長,“字型增長路徑”給出了一個開放的、不確定的答案。這一模型說明,未來農業技術選擇方向并不一定是土地節約型。國內關于農業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向判斷,其實已經暗含在了對農業規模化的判斷中,這一問題實際上可說是農業規模化之爭的延續。認為中國將通過小農經濟實現現代化的論者,無疑會認為土地節約型技術是中國農業的必然選擇而認為農業必然向規模化發展的論者,則會作出勞動節約型技術才是中國農業技術選擇歸宿的結論。 

焦點二使用土地節約型技術是否要摒棄農業化學化以土地節約型技術為主要內容的農業技術轉型,意味著農業將更多地依賴生物化學技術來確保土地生產率的提高。生物化學技術可以分為生物技術和化學技術,而化學技術主要是化肥、農藥、農膜等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應用。新中國成立以來幾十年的農業化學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業土地產出率,促進了糧食產量的增長,糧食供求關系            (  元坤, 2001) 。數據顯示,2011 年中國化肥施用量占了世界化肥總施用量的 31. 9%。同時,2012 年中國稻谷、小麥單產分別為 6776. 9 公斤/公頃和 4986. 9 公斤/公頃,分別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 53. 7%  60. 2%。然而,中國以高強度的化學品投入換來的高產量,其代價也是巨大的———化肥不合理施用造成水體、土壤和大氣污染,農藥超量施用使生態紊亂和人們健康受到威脅,農膜過量使用和殘留對耕地質量造成了破壞余志剛等,2017)  

那么,我們在確保糧食安全、促進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的剛性目標約束下,是否還應該繼續堅持農業化學化持支持論者認為,“化學技術對農業增產具有明顯的推進作用”,中國在化肥等化學品使用上主要是結構不合理、方法不科學,應積極研制和推廣高效、低毒、低殘留的農業和優質農用塑料制品,“進一步提高化學化水平”李秉龍等, 2009) 。賀雪峰( 2011) 認為,“自耕農的單位產量遠高于經營農”,一個重要的論據即是“經營農打農藥不及時”而自耕農會及時打農藥、施肥。持反對論者則認為,中國農業應該更多地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對“地力不斷下降的耕地實行輪作和休耕”,“對生態遭到破壞和污染的耕地實行修復和保護”羅浩軒,2017) ,至于休耕后如何確保糧食安全,則強調要更多的依靠海外市場程國強,2013)  

焦點三未來農業技術選擇是否應該選擇生物轉基因技術與機械技術和化學技術的應用相比,農業是否使用生物轉基因技術的議題引起的爭議更為廣泛。在這場論戰中,除了專業的農業科技專家,還有“三農”問題學者,除了普羅大眾,還有政府官員。就中國的情況來看,近幾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持續下降,從 2013 年的全球第六下降到全球第八,但中國是世界上首個批準主糧可以進行轉基因種植的國家,且轉基因農產品進口量巨大。以大豆為例,目前市場上轉基因大豆油占據了 90%以上的份額。 

葉敬忠等( 2014) 對轉基因的爭論進行了綜述,認為這一爭論大致可以分為轉基因的安全性問題、轉基因的食品商標化和標識管理三個方面。筆者認為,縱觀這些爭論,歸根到底是在兩個基本問題上的看法不同。第一,全球現有的水土等農業資源能否滿足中長期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需求問題。這一問題的實質是轉基因技術是否必要問題。第二,轉基因技術是否會對農業生產、人類健康以及生態環境造成危害。這一問題是轉基因技術是否合理的問題。就第一個問題,持肯定看法的學者認為,“全球范圍的水和土地資源仍能滿足中長期糧食需求的增加”陳建鵬,2010) ,“人類生產的糧食已經足夠人類食用”楊通進,2006) ; 持否定看法的學者則認為,“作物產量潛力已經出現了瓶頸”, “應大力發展轉基因技術”張啟發,2010) ,“只有轉基因技術才能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黃大昉等,2009) 。就第二個問題,持轉基因技術否定論的人認為,轉基因技術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它究竟在遺傳背景中會產生什么樣的作用,不能完全預測 ( 羅云波,2000) ; 轉基因是否對人體有長期和潛在的作用也難以確定黃衛平等,2010) ; 即使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表示,“轉基因食品對人體是否有傷害,需要非常長的時間來考察,至少需要兩代人才能得出結論”。而持轉基因技術肯定論的人則提出,時至今日,轉基因食品尚未出現過安全事件張啟發,2010) ,“轉基因走向大眾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對科學家和媒體都是一個考量”陳章良,2015)  

從目前政策的指向來看,中國農業技術選擇呈現三個趨勢第一,政府一方面鼓勵農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集中,發展規模經營,另一方面則完善相配套的土地流轉制度,暗示了未來中國農業技術采用勞動節約型技術的傾向。第二,農業化學化不可持續,農業生態化發展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保護和增強農業可持續發展已經被作為中國農業政策的新目標杜志雄, 2016) ,“十三五”規劃建議稿也首次提出探索實行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這從側面否定了依賴高強度投入的土地節約型技術的“小農經濟的現代化”路徑。第三,近幾年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中國轉基因作物播種面積持續下降,未來轉基因技術應用可能會遭遇曲折而袁隆平“海水稻”、“巨人稻”等雜交水稻試驗成功,使中國農業在生物技術方面將更加依賴作物雜交技術。 

五、農地制度變遷之爭 

舒爾茨( 2010) 曾指出,“在改造傳統農業中至關重 要的        決于大農場的建立。……關鍵問題不是規模問題,而是要素的均衡性問題。”如果說前述農業規模經營之爭、農業資本深化之爭和農業技術選擇之爭都能在要素稟賦結構變遷的均衡模型中找到合理解釋羅浩軒, 2016) ,那么農地制度則是實現這一“均衡”的重要前提———它關乎農業生產經營的信息交換、激勵結構和交易效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了以家庭承包經營制為基礎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這一制度保留了自農業合作化改造以來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同時將農地分包到戶,解決了過去農業生產監督成本過高、農民缺乏積極性和涉農交易的“剪刀差”問題。然而,伴隨著農業轉型,這一制度本身卻引出了制度變遷的“林中路”,即農地制度該如何演進———是“統”還是“分”。 

現實問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理論爭鳴,學術界對“統”、“分”問題的探討自 1982 年以來從來沒有中斷過。早期爭論的觀點比較鮮明,主要有主張土地私有化張振斌,1989; 李永民等,1989) 、主張土地國有化魏正果,1989; 孫自鐸,1996) 以及保持現有制度鄭風田,1995; 賈生華,1996) 三類觀點。經過多年的觀點交鋒,最后學者們幾乎都認可了在不觸動“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基礎上進行改革的觀點,爭論的焦點逐步轉到是“統”多一點還是“分”多一點的問題上來了。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周其仁 ( 2009) 與賀雪峰 ( 2015) 之間的爭論。周其仁與賀雪峰分別從土地增值收益歸屬、農村土地是否入市、農民是否應該享有更多土地權利以及國外、國內的土地成本對比等問題開展了全方位的理論較量。 

周其仁( 2009) 主要是以產權經濟學為分析框架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進行評價的。產權經濟學認為,產權包含了資源的排他性使用權、通過使用資源獲取租金的收益權和轉讓資源的轉讓權等權利的權利束并論證了有效率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完整的產權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總是伴隨著大規模資源轉移,產權將通過市場交易向利用資源最有效率的市場主體手中集中,從而實現資源的配置效率。基于上述邏輯,周其仁認為,對農民應該“還權賦能”,即將土地產權完整地賦予農民,從而讓農民有進行交易的能力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綜合課題組,2010) 。這樣的制度設計,除了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外,一方面能夠扼制“惡”的土地財政,阻止地方政府繼續剝奪農民利益,另一方面又能通過激活土地的資產功能,縮小城鄉差距,解決城鄉二元對立的問題。 

而賀雪峰則主要從社會學角度出發,以經驗事實為依據對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進行評價。賀雪峰的理論主要有以下幾個論據組成第一,土地財政并非是“惡”,甚至是“善”。因為從歷史來看,農村土地屬集體所有,土地漲價本來應該歸公。而中國的土地制度使得土地增值收益以土地財政的形式被地方政府用作基礎設施建設,驅動了城市化,因此“應該大唱贊歌”賀雪峰等,2015) 。第二,如果土地確權,農村會陷入“集體行動的邏輯”,城市發展缺少資金,將難以推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應當對土地確權采取警惕的態度賀雪峰,2010) 。第三,他從現實狀況出發,對市場機制本身持有保留態度,主要表現在一是認為如果“還權賦能”,真正受益的只能是少數城郊農民二是認為中國農村土地本身具有保障功能,確權后土地交易會導致農民失去“保障”三是確權將促發“資本下鄉”,這將帶來諸如農民地位被邊緣化等許多負面問題。 

事實上,周賀二人關于農村土地制度的爭論,實際上是從“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大局著眼的。兩人的觀點分歧,在某種程度上是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視域差異造成的。盡管二人觀點針鋒相對,但從實際操作層面上而言又互為補充。從決策層的施政方向來看,目前主要采納了以周其仁為代表的“產權經濟學派”的思路。從 2013 年中央“一號文件” 明確提出“全面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以及 2017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辦法等大刀闊斧的改革,都體現了這一點。但是,在一些改革措施的落地上,無疑又審慎地吸納了以賀雪峰為代表的“社會學派”的觀點。例如,一些地方推出了“農村土地換社保政策”,明確提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必須“在符合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進行,對“資本下鄉”的非糧化、非農化傾向保持警惕。 

六、在爭論中的農業轉型方向 

由于參與爭論的學者有著各自不同的學術背景,因而“四大爭論”很難在理論上有定論。不過,農業轉型不是學者們的紙上談兵,而是正在進行中的實踐。研究表明,政府部門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聶輝華,2013) 。從目前政策來看,政府對農業轉型方向的意圖比較明確,主要是朝著以家庭農場為核心的農業規模化經營、以“資本下鄉”為主力的農業資本深化、以勞動節約型技術和作物雜交技術應用為內容的農業技術選擇和以“還權賦能”為基礎的農地市場化改革方向前進。總結起來,中國農業轉型是“規模化、資本化、機械化和市場化”的“四化轉型”。 

從目前實踐結果來看,中國農業的“四化轉型”初見成效。一是在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政策出臺后,土地流轉速度加快,家庭農場數量激增二是農業資本深化的程度不斷加深,而且資本主要來自于工商資本和部門資本三是農村勞動力持續轉移,農村“空心化”問題十分嚴峻,勞動節約型技術需求增加四是多元化的市場主體不斷成長,土地產權市場、農資市場、農產品市場日益完善。孫新華( 2017b) 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也不得不承認農業轉型的這一趨勢,即土地流轉形成一種“氣壯山河的熱鬧局面”,農業經營主體由小農向大戶進行轉換大戶崛起后以更多的資本投入、最大限度地推進了農業機械化農村土地產權市場的改革促進了土地流轉,每位大戶的經營面積遠超“中堅農民”的經營面積。 

從政策指向到實踐結果的觀察,可以認為“四化轉型”為“四大爭論”給出了結論,當代中國農業轉型方向基本確定。當前的理論研究也已經開始深入到對“四化轉型”的各個方面進行實證分析,例如農地規模化后的績效分析、農業資本深化后的配置效率、農業機械化的跨區作業效應以及農業補貼、保險等政策供給對農業轉型的沖擊等研究羅明忠等,2017)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農業轉型是一個系統工程,同時也是一個歷史過程。在復雜的涌現秩序下,當代中國農業轉型方向是否正確、未來是否會有反復,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理論探討和實踐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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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注、參考文獻略;如有不妥,請聯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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